当前全球科技创新合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人类社会对于科技创新国际合作的需求前所未有。数字/信息通讯、人工智能、量子、能源、生物、材料等新兴技术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对各国来说都蕴含着重大的发展机遇，各国均把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复苏和发展的强劲动力，纷纷向科技创新索要“答案”，试图实现科技“突围”，培育未来增长的新动能。但新兴科技快速发展和应用的同时，也对全球科技和经济格局造成“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这表现为科技创新在带来社会经济收益的同时，也可能对各国的旧有产业、劳动就业乃至社会价值观念等造成冲击和破坏，且其带来的收益和风险在不同国家间的分配是不平衡的。因此亟须对新兴科技发展及其后果进行全球治理。同时，人类社会正共同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环境污染、能源资源短缺以及贫困和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的重大挑战，应对这些重大挑战既需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作用，也需要对科技创新及其治理在全球范围内协调与合作。

另一方面，全球科技创新合作又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恶性竞争”和“逆全球化”挑战。在未来科技发展布局上，高新技术前沿领域成为科技创新竞争的主要焦点，各个主要国家所涉及的领域交叉重叠现象明显，竞争焦点趋同，包括人工智能、量子科技、5G/6G、网络安全、新材料、新能源等在内的热门领域竞争趋势加剧。部分技术先进国家把不同国家科技创新竞争视作“零和博弈”，联合所谓“盟友”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在科技创新上的努力和追赶进行打压，鼓吹所谓“脱钩”（decoupling）。在这些国家内部，科技创新的“政治化” “泛国家安全化”“民族主义化”和“意识形态化”趋势日益明显；在世界范围内，科技创新“去全球化”“区域化”的态势初露端倪，全球科技存在分裂为两套甚至多套“体系”的潜在风险。

在科技创新上，中国一向秉持“合作共赢”理念，反对“零和博弈”思维。中国近几十年来的科技进步，得益于有效地执行了自主创新与改革开放相结合的政策，得益于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向科技先进国家的学习以及对全球创新资源的有效使用。因此，面对全球科技创新合作的前述挑战，中国仍将毫不动摇地秉持“共享机遇、共对挑战”和“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基本理念，更加积极地继续推进科技创新国际合作。“共享机遇、共对挑战”是指要立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科技成果更好促进全球发展、更好解决人类共同挑战；“开放包容、互惠共享”指要致力于积极融入全球创新共同体，与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个国家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共同推动全球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共同把科技创新的蛋糕做大。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科技创新领域的国际合作力度不断加大，合作机制不断完善。中国已经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双边的政府间科技合作机制，合作对象不仅包括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还包括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二十国集团（G20）、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中东欧、拉美等多边区域组织，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全球性国际组织。具体合作机制包括签署科技合作协议、组建科技联络委员会，以及开展政府间科技创新对话等；合作形式丰富多样，包括推动科技人员和机构的交流合作（包括访学、共同开展研究项目、共同发表科技论文等），相互开放国家或地方科技计划项目，共建联合实验室或研究中心，共同发起或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或工程，以及共建科技园区、共同开展技术转移，等等。

企业、科研机构、智库、非政府组织等民间社会经济组织的国际合作交流活动更加丰富多样。仅以科技人员的合作交流为例，2021年，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对全国范围内具有博士学历的科技工作者的一项抽样问卷调查（样本量为2109份）显示，2020年以来，36.4%的科技工作者与国（境）外科技工作者有过某种形式的合作交流，合作交流的形式依次为研讨会/学术会议（21.8%）、合作论文/报告（16.7%）、合作项目（9.2%）、共享数据/资料（8.7%）、共同申项目（5.1%）以及赴国外访学（4.5%）等。除我国港澳台等中文语言地区外，美国、英国等英语国家科技工作者是我国科技工作者合作交流的主要对象：有合作的科技工作者中，43.2%的人与美国有合作交流，接下来依次是英国（14.2%）、加拿大（11.2%）、澳大利亚（11.2%）、德国（9.7%）、日本（9.3%），与其他国家如法国（4.6%）、俄罗斯（3.4%）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则相对较少。

我国对外科技合作交流的成效也日益显著。以科研人员国际合著论文为例，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发表的国际论文中，国际合著论文为14.45万篇，占中国发表论文总数的26.2%，合作伙伴涉及169个国家/地区。国际合著论文数比2015年（7.5万篇）翻了一番，占中国发表论文总数的比例比2015年（25.4%）提高了0.8个百分点。前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科技工作者抽样调查结果也显示，2021年，认为我国科技领域整体对外开放程度还“不够”的科技工作者比例为23.6%，比2015年（44.2%）下降了近21个百分点；认为我国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对外开放程度“不够”的比例为21.2%，比2015年（43.9%）下降了22个百分点。说明我国近年来扩大科技领域对外开放的工作得到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普遍认可。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特别是2020年以来，由于受到中美关系变化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影响，我国的国际科技合作，特别是科技人员层面的合作交流，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

在中美关系方面，由于美国政府秉持“零和博弈”的错误理念，对原本日益密切的中美科研合作交流采取了限制打压措施，特别是特朗普政府时期发起的“中国行动计划”，对美国科学家与中国的合作产生了明显的“寒蝉效应”。据Nature杂志的一篇报道，对爱思唯尔Scopus科技论文数据库的分析显示，在2018年一年至少发表一篇中美合著论文的作者超过15 000人，2021年这一数字已下降至不足12 500；对Web of Science科技论文数据库的分析也显示，中美合著论文在世界出版物中的份额正在下降，同期中欧合著论文数量却在上升；此外，过去三年间，同时署名中美两国机构的科研人员的研究论文数下降了20%以上（Richard van Noorden，2022）。这一影响在前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的科技工作者抽样调查中也有反映。调查结果显示，2020年前与美国研究人员有过合作的科技工作者中，56.4%反映合作受到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最普遍的负面影响是赴美访学减少（62.8%）、赴美参加学术会议减少（53.1%）、学术研讨减少（45.6%）以及美方来华减少(40.9%)；反映合作课题、合作论文减少的占23%左右。

在新冠肺炎疫情方面，由于过去两年间各国均采取了严厉的旅行管控措施，虽然有新兴的线上学术交流形式的兴起，科技人员面对面的国际合作交流也受到了显著影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的科技工作者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有国际科技合作交流经历的科技工作者中，44.1%的人反映2020年以来国际科技合作交流减少（其中23.5%反映“有所减少”，20.6%反映“明显减少”），30.9%回答“变化不大”，此外还有21%的人反映“有所增多”（可能主要得益于线上交流的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在访谈中，许多科研人员反映线上合作交流难以替代面对面的线下交流，譬如，线下交流更容易帮助科研人员拓展与国外同行“新”的联系（认识结交新的合作对象），而线上交流显然缺乏这一功能。

除疫情和国际关系的挑战外，我国科技创新领域的国际合作还存在其他方面的短板和挑战。例如，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的科技工作者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虽然与五年前相比有了很大进步，但科技工作者仍普遍认为我国在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对外籍人才的吸引力以及我国科学家在国际科技组织中的影响力等方面，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见表1）。

未来我国应坚定对外开放的信念，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秉持“合作共赢”的理念，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并进一步扩大科技领域的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针对前述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应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积极寻求中美民间科技合作交流环境的改善。继续以积极、坦荡的合作心态，与美国科技界保持并扩大民间合作交流的渠道与规模，共同抵制克服对两国民间正当合作交流的不当打压，打破美国政府对美国科技界对华合作造成的“寒蝉效应”。

二是积极拓展合作对象范围。积极支持扩大与其他科技发达国家（如欧盟、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以色列、新加坡等）的合作交流；拓展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交流渠道和形式，让科技创新的红利惠及更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民众；积极参与多边国际科技创新治理，为应对全球重大挑战贡献中国方案。